1934年秋天，湘鄂赣边区的局势已经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。
就在几个月前，这里还是横跨三省二十多个县的苏区，红十六师是主力部队。可到了1934年六七月间，一切都被打碎了。
国民党调集重兵，对湘鄂赣苏区发动了疯狂的“围剿”。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在掩护机关突围中牺牲，部队和省级机关干部共两千余人，大部分壮烈牺牲。全省累计损失枪支四千余支，人员损失上万人。
最致命的打击是，唯一的一部电台被击毁了。
从那一天起，湘鄂赣和党中央的联系彻底断了。
这次惨痛的失败，史称“六七月事变”。湘鄂赣苏区比中央苏区早了整整三个月进入游击战争时期。苏区被国民党军队分割成十一块互不相连的小块，最大的横直二三十里，最小的只有几里宽。红十六师“仅剩一营人”。
就在陈寿昌面对这片废墟的时候，远在江西的中央红军正在做一件他完全不知道的事。
1934年10月中旬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于都河，开始向西突围。
长征，开始了。
陈寿昌不知道。
就在这样的历史夹缝中，时任湘鄂赣省委书记的陈寿昌做出了一个决定。他完全不知道中央的战略意图，但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直觉和担当，他选择了逆势扩红，重建红十六师。他凭什么能做到？
1934年8月中旬，陈寿昌在平江黄金洞主持召开了省委紧急会议。会议提出了一个口号，“猛烈发展红军，好党员好干部去当红军”，并且制定了三个月的扩红计划，抽调干部到各地去收集革命武装，开展扩红运动。这个决定，为迷茫中的根据地指明了方向。
湘鄂赣边区，是土地革命时期坚持最久的根据地之一。党的基层组织深入乡村，从未彻底断裂。当省委决定“扩红”后，立即派出得力干将分头行动。省委副书记傅秋涛被派往鄂东南地区，收集在反“围剿”中被打散的部队和开展扩红运动。
傅秋涛率领7人的短枪队从平江黄金洞出发。他们在通山、崇阳、临湘、平江方向沿途捣毁多处国民党区、乡政府，连续打了几个小胜仗，缴获了一批枪支。
他们不是在发号施令，他们是在一个个山村、一片片密林中，把被打散的队伍重新召集起来，边打仗边扩充，很快从800余人扩充到1100余人。沿途还动员许多群众参加红军。
陈寿昌的逻辑朴素而直接：“有饭吃，有人跟；有人跟，队伍就越来越大”。攻下民团据点，打开仓库，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户，第二天就有老乡送儿子来参军。这是一种正向循环，陈寿昌用一次次胜利和看得见的实惠，稳固了民心，也壮大了队伍。
1934年11月，在通山冷水坪，红十六师正式宣告恢复建制。原先被打散的红三师余部与省委收集的部队会合，合编为新的红十六师。
到1935年6月，这支曾被断言“已经完了”的队伍，奇迹般地发展到了五千余人，恢复和新建了6块苏区。
令人惋惜的是，陈寿昌没能亲眼看到这支部队后来的壮大。
1934年11月21日，在崇阳老虎洞的战斗中，他亲上前线指挥，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后不幸中弹，身负重伤。当晚转移至崇阳县金塘镇河坪村时，因流血过多牺牲，年仅28岁。
他至死都不知道中央红军长征的全貌，但他用生命守护了湘鄂赣的星火。这团火，在后来的三年游击战争中，由傅秋涛等人接力，始终没有熄灭，最终汇入了新四军的抗日洪流。
陈寿昌在完全不了解中央长征计划的情况下，做了一个留守扩军的决定。
可后来的事，比想象中复杂。
正是南方各根据地的坚守，从战略上牵制了敌方的清剿兵力，客观上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行动。湘鄂赣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。
这种“战略配合”，是主动的吗？不是。陈寿昌根本不知道他在“配合”什么。他只是在做他能做的唯一一件事，把湘鄂赣守好。
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当事人不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有多重要，后来者却能从档案里看得清清楚楚。
陈寿昌死后，湘鄂赣省委经历了五位书记：李宗白、林瑞笙、陈寿昌、傅秋涛、涂正坤。五人中四人牺牲，只有傅秋涛活到了新中国。这就是那几年付出的代价。但正是这些代价，让红十六师的旗子没有倒，让湘鄂赣的火种没有灭。
有些决定，不是因为知道了答案才去做，而是因为在不知道答案的情况下，依然相信做这件事有意义。 陈寿昌用二十八年的生命证明了这一点，红十六师用五千人的规模证明了这一点，湘鄂赣用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证明了这一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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